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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
1983---王家兄弟
1983年2月12日，沈阳风景区小河沿北岸的解放军某部医院。由于是大年三十，中午军医院在院内俱乐部里给全院职工放映电影，所以军医院的大楼、松林、院落一片寂静。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个口罩的大个子跟在其后十几米，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恰巧此时，军医院的给养助理员吴永春因打算趁着空闲时间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烟，发现了这两个可疑的人。
吴永春见这两人十分陌生，正感纳闷之际，军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迎面走来。吴永春马上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周化民听了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问：“那两个人在哪儿？”
吴永春看到的大个子青年站在俱乐部门前，刚才穿着的黄军装上衣，已换成了蓝上衣。那耸着的肩膀和插在裤兜里的手，以及不合身的短小上衣，使他看起来十分可疑。
周化民又找来汽车司机毕亏渣继兵等几个战友，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见此情景想转身避开，但是来不及了。吴永春喝道：“站住！”他们把大个子带进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这个诊室大约有30平方米，人们把大个子圈起来，盘问他：“你到医院里来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高个子，他身体瘦长、有点驼背。冬瓜长脸细眯眼睛单眼皮，两边眼角往下耷拉着，说话轻声细语。
“哪个单位的？”“汽车制造厂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把它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26岁，工人，六车间。
吴永春突然想起失踪的小个子，便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扫视着大院。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装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人，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并且一个劲地左探右望。“是那个换了上衣的小个子。”吴永春立即从车里蹿出，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小个子故作镇静地说：“我是医院的。”
历租 吴永春低头看到小个子手拎的黑提兜里露出整装的凤凰烟和一个钳子把，立即想到这个小子可能偷了小卖部。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于是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齐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进了大门，一阵吵吵嚷嚷，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都奔小个子而来。大个子也乘机溜到门口，一直看着人们把小个子推进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里。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周化民和大个子两人。
此时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卢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都闻讯赶来。刘福山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拎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3条凤凰牌香烟外，还有1把钳子，还有1000多元现金、30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小卖部的人员赶来确认，这些钱和物品是从小卖部偷出来的。刘福山示意搜身，吴永春和毕继兵扭住小个子胳膊，搜他的上衣口袋，刘福山摸他的前胸，突然像是摸到什么。吴永春见刘福山脸色骤变。这时，小个子突然全身颤抖，发出野兽般的“嗷嗷”声。
此时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砰砰”几声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一愣。卢文成快步走出住院处，想要看销烂悄个究竟。一出门，就被手拿五四手枪的大个子击倒在地。
刘福山一看情况危急，便喊着：“坏人行凶，赶快对付！”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孙维金急忙抓起电话筒，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举枪便射，孙维金倒在地上。隐蔽在房门后的刘福山举铁架砸向大个子，大个子一斜身子向刘福山开枪。刘福山被子弹击中，慢慢地倒在血泊中。
吴永春和毕继兵此时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由于小个子被揪在前边，大个子不便射击。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也许凶犯很难再有什么机会，但刚入伍的毕继兵经验不足，突然撤身要寻武器，被大个子抓住机会击中，吴永春也由于主动出击露出破绽被一枪击中。脱身后，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再给他一枪！”
“砰”，又是一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他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颊，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艰难地走出大楼，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分两批先后于1点25分和1点35分到达现场。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公安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身亡。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人重伤。
现场，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随后在李作舟手里找到长方形的蓝色“通行证”一张，上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的名字。目击者证实此人正是凶手。
下午3点30分，另一个小个子的犯罪分子也被确认，他就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王方。
警方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但由于查证时间的浪费，贻误了宝贵的战机，30分钟前，“二王”已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2月13日午夜公安部在得到从辽宁省公安厅报告的“二王”案件的情况后，立即发出第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
此时的“二王”已逃到了北京，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有来得及找到失去的入厂通行证。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二王”的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
王家林和妻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正是由于他们对子女的溺爱，使王宗王方从小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对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一次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着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后，这位“人民教师”也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两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没有会想到这种案子居然会有他一份。难怪发案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
其实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外，他比老二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袄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违法信息，屏蔽的重大罪犯。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掩护，偷偷藏匿了大量的子弹。1978年6月他在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说：“已弄到子弹100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盗枪案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5颗手榴弹。
王家在香港、美国有亲属，常有海外书信来往。因此此次案发后王宗玮决定先到广州，然后偷渡出境。
2月15日晚9点钟左右，第四十七次列车驶入湖南省衡阳市以南40里的西里坪地区。由于正值春节，为了严防有人将鞭炮带到列车上，乘务员们开始检查旅客们的包裹。检查到22号车厢时，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铁器，形状像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同乘警共同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着的一名大个子旅客起身应道：“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把枪证拿出来。”
大个子一面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一面招呼与他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从睡梦惊醒后一愣。在这紧张时刻，突然“砰”地一声枪响，大个子的右手在裤兜里勾动枪机，对着乘警射去，子弹射中乘警的耳朵。霎时车厢里一阵混乱，小个子趁机拿起被搜的手枪，两人握着枪，背靠背地站着，大声说：“谁动打死谁！”他们拎着提包边说边溜，到门口，急忙去开车门想跳车逃去。但是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无济于事。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令人遗憾的是，司机突然来了一个紧急刹车，火车缓缓停了下来。小个子立即砸碎车门玻璃，钻出窗口跳下车去，大个子也紧接着跳下火车。两人从路基滚下坡，爬起后，急急忙忙地向南奔去。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两个人的踪迹。
第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15分钟，搜查中获得两人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记。更为有价值的是，在车厢拾到两枚手枪子弹壳和从破碎的车门玻璃上取得染血的玻璃片。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迅速进行技术检验，认定第四十七次列车上的两枚弹壳，与12日在沈阳军医院作案现场拾到的13枚弹壳，是从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对车门玻璃上留下的血迹进行血型等分析、化验，证明是罪犯王宗王方的血。这样，就证据确凿地掌握了“二王”南逃的踪迹。
公安部刑侦局的几位局长立即汇聚到值班室，并做出全力追捕的决定。午夜12点，值班室值班员紧急通知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控制“二王”活动地区，组织力量，在衡阳一带展开围捕工作。
2月16日凌晨，衡阳市公安局接到追捕“二王”的命令后，冒雨派兵布阵，在市区以外西里坪的几个通路方向设下两道哨卡，准备把罪犯截歼在郊外。
可是狡猾的王氏兄弟，在公安人员设卡堵截之前，就已经扒乘货车进入衡阳市区了。16日凌晨两点，衡阳市冶金医院的夜间值班接治了一高一矮两个求医者。他们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每人提着一个人造革黑色提包。小个子左手托着受伤的右手，坐在医生对面请求治疗。大个子一直站在房中暗处，目光斜睨，瞄着门外。
医生给小个子检查伤势，只见他右手虎口裂开，无名指的伤口又深又长，护士领他到手术室，清洗后作了缝合手术。虎口缝了一针，无名指缝了两针，右手包扎上纱布，随后他们付款并离开了诊室。
17日早晨7点30分，冶金医院的职工上班后打开办公室的房门，发现三张办公桌合并在一起，墙上的一块塑料薄膜垫在桌子上，窗户用花纹纸遮蔽着，一条毛巾，两个口杯丢失，在
桌子底下拾到散失的15元人民币。这一切说明夜里曾有人在这里偷宿，清晨来不及清理就逃走了。
事后经过认照片和从获得的物品中辨认，警方确认在冶金医院求医一高一矮两个人，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
可惜，当得知“二王”在市区的消息时，衡阳市公安部门的侦破主力还在郊区紧张搜寻。衡阳公安人员到现场后，听到群众反映，看到两个跳车人向车行前方走去，奔向耒阳。耒阳在西里坪以南，衡阳在西里坪以北，于是追捕队伍马上南移，并在耒阳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可是“二王”在佯作前行之后，出乎常理地转身回返，直奔衡阳，他们在行动开始的时候，成功地迷惑了公安部门的视线。
上午9点45分，衡阳冶金机械厂的职工们度过春节假期后，头一天上班。厂子里新竣工的八栋职工住宅已经分配给职工，车间保卫干事伍国英和爱人江新飞，到新楼去看分到的住房。他们到了六楼，一推门，门锁着，便找来工地值班员赵炎霖开门。门开后，他们吃了一惊，原来有两个青年男子，坐在地下的门板上，正在吃东西。
身为保卫干部的伍国英，上班后就听厂保卫处传达了“二王”流窜到衡阳地区的消息，此时两人听说话又是东北口音，她马上警觉起来。伍国英还注意到大个子头发蓬乱，眼神冷漠，穿着兜上有铜扣的铁路服，下身是皱皱巴巴的灰裤子；小个子穿蓝色中山装，神色疲倦，面色蜡黄。门板上放着两个黑提包和包子、蛋糕。她故意避开他们，来到另一间房屋，查看两个陌生人是怎样进入房中的，查看后才发现原来是撬开窗户爬进来的。伍国英继续观察两个人的动态，她忽然看到大个子抬手吃蛋糕时，从裤兜里露出手枪把。她断定他们就是那一对凶恶的逃窜犯，她便找个借口，和爱人走出房间，她悄声告诉江新飞：“他们有枪，肯定是坏人，你注意他们，我去报告保卫处！”说罢，就急匆匆下楼，去给保卫处挂电话。
伍国英一走，这两个可疑人――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急忙收拾东西下楼来。赵炎霖拦住他们，要他们修好门再走。
这两个人哪里听他的，小个子推起停在楼门口的一辆五羊牌自行车，马上要走。这时看房子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赶来，他拉住自行车厉喝一声：“别跑，”王宗王方拽了几拽没拽动，就把车往武振云身上一推，恶狠狠地说：“不要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就和王宗玮跑了。
武振云和赵炎霖在后边紧追，边追边喊：“抓小偷！抓小偷！”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跑进一个巷子里，武振云追进巷子，王宗王方掏出手枪，回头“砰”地一声朝武振云就是一枪。
武振云敏捷地躲到墙后，子弹打在墙上。
这条巷子是个死胡同，“二王”只得向旁侧的小巷出口跑去，正碰上迎面堵截的冶金机械厂的值勤民兵蒋光煦和李爱贫。王宗玮向蒋光煦开了枪，击中他的左肩。“二王”趁李爱贫搀扶蒋光煦的时候，从他们身边夺路逃出小巷，跑上大街。这时是上午10点15分左右。大街上人来车往，“二王”在众目睽睽之下，拼命奔跑。
此时冶金机械厂工人张业良和妻子李瑞玲以及女儿张筱琴正推着自行车准备外出，张业良和女儿先走出几米远，李瑞玲停住车，要穿外衣。这时“二王”突然出现在李瑞玲跟前，一把抢过了她的自行车。
李瑞玲急忙大喊让丈夫帮忙，同时自己也追了过去。
张筱琴先听见母亲喊，眼见“二王”骑车要走，马上赶上前去双手死死地拽住货架，不让他们骑上车去。
凶狠的王宗王方“砰砰”向这个少女开枪！不过他的枪法失准：一颗子弹擦着张筱琴的耳边飞去；一颗子弹打在张筱琴的鞋牙子上。两响枪声，把张筱琴震倒在地上。
张业良一见女儿倒地，大吼一声向“二王”扑去。王宗玮对着张业良的胸口开了枪……
李瑞玲眼见鲜血从丈夫嘴里涌出，发疯般冲向“二王”，一把拽住王宗王方手里的黑提包，与王宗王方拼力争夺。她看见王宗玮举起手枪向她头部瞄准，她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用右手护着头顶，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透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击碎。李瑞玲倒在地上。“二王”趁机跳上自行车匆忙逃去。事后检查提包里边装着5颗手榴弹和36发手枪子弹。经过对验印号，都是王宗玮原在部队的弹药装备。
看到“二王”行凶夺车，正在附近的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连忙蹬起自行车，紧盯着同乘一辆车的“二王”追去。王宗玮坐在车货架上，持着枪，面对着追击者。刘重阳和符跃华警惕地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刘重阳穷追不舍，一直追了三华里，追到东风影剧院附近，车轮已经挨近了两犯。这时，刘重阳憋住一口气，脚下加力，要超过“二王”，以便将他们的车撞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宗玮慌乱地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上受了伤，从车上跌落下来。随后王宗王方载着王宗玮拐进一个狭窄的胡同里。
衡阳市公安局在10点20分接到衡阳冶金机械厂报案的电话，公安局长带领侦查员、法医等20多人，在20分钟内就赶到现场。随后，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衡阳市的领导同志赶了过来。他们一边勘察现场，一边组织追捕队，分五路追击“二王”。同时调动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全市一切水陆交通要道、路口设卡哨，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欲将“二王”围歼于市内。
但可惜的是“二王”骑车钻进胡同并非是自寻绝路，里边竟然是一个开阔的储煤站。他们甩掉自行车，爬上30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就是铁路线。10点44分，有一次广州北行的列车从这里慢速通过，他们便扒车北逃了，狡猾的“二王”，怕在车上遭到堵截，所以当列车在茶山坳小站减速时，他们跳下了车。11点钟以后，茶山公社的社员们，遇到一高一矮的两个北方青年人，走进社员家讨水喝，矮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二王”，但随后他们就像蒸发了似的失去了踪迹。
1983年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去取东西。她进屋刚要去拉灯，突然被一只男人的大手捂住了嘴。另一个男人打开灯，两个人一齐向她嘴里塞毛巾，其中一个问她：“是谁让你来的？”
女医生拼力挣扎，把小个子手上包扎的纱布扯掉，咬破他的手。于是两个人把女医生拖进里间的激光室，按倒在地上，其中一个掏出手枪，用枪柄狠狠地向女医生砸去。见女医生
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两个家伙匆匆忙忙地跑掉。几分钟之后，女医生挣扎着爬起来，到楼下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人员立即向市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迅速派出侦查人员来到第四医院，勘查现场，发现二犯进入理疗室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1号、2号两张床上，并铺上枕头。在室内八张床中，这两张床紧靠窗户，是有意选择易于逃脱的地点，清理现场时，在地上发现几层染血的纱布和血迹，拾到一块击碎的手枪护手胶木。
公安部追捕“二王”工作组得到消息，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已获得的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正是王宗王方的。
3月25日上午10点15分，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武汉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他俩看见一个骑着辆旧自行车的男人，鬼鬼祟祟地从市区方向向检查站驶来。李信岩将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并上前打量一下自行车，见车上没有牌照，他便问道：“牌子呢？”
“忘带了。”
“登记了吗？”
“登记了。”
“在哪登记的？”
“……在派出所……”
一句话，露了马脚，武汉市是交通中队登记自行车，这吞吞吐吐的回答显然是胡扯！他们把可疑人带到检查站小屋，在屋里的检查站站长王云对这可疑人进行审查。李信岩突然摸到一支手枪！李信岩向王云报告：“站长，有枪！”
王云立即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准可疑人，喝道：“别动！”随着，一个飞快的动作，将可疑人衣兜里的枪夺了下来。之后，三个人将可疑人按倒、拧住，用绳子捆绑。可疑人拼命地挣扎，杀猪般地嚎叫。
听到叫声，屋外的另一个工人师傅也走进小屋。而这时，悄悄躲在检查站对面厕所里的王宗玮，将子弹上了膛，几大步跨到检查站门口，闯开门，向屋里捆绑王宗王方的四个人连续开枪射击。王云、李信岩和那位工人师傅不幸牺牲！熊继国负伤昏迷过去。
“二王”杀人后，他们拿走王云的枪，逃离检查站，掉头往市区跑。
不久，一辆东风牌汽车的司机先发现了凶杀现场，立即向距离岱山检查站一公里的岱山派出所报告。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胡指导员闻讯后，马上带领三名民兵前去堵截。他们和“二王”迎面奔跑在一条公路上，两下相遇时，距离不到20米。“二王”一见有干警堵上来了，马上拐向右侧的小路。胡指导员等人熟悉地理情况，他们知道“二王”所走只是一条通向武汉轴承厂和长航科研所的窄路，就快速到这条路上堵截。“砰砰”，一场枪战开始了，双方相持不下，“二王”再次逃脱了。